“潮汕七日红”播洒革命火种

2021-05-17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的开始。南昌起义计划“重回广东，继续革命，反对新老军阀”。在国民党军进逼南昌后，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指挥起义军撤出南昌，前往广州。但是，南征广州必须先在广东有一立足点，这个立足点就是粤东潮汕地区。1927年9月23日至30日，南昌起义军进驻潮汕地区，并在此建立了政权，史称“潮汕七日红”。 
    一、历史背景
    南昌起义胜利后，谭平山以国民党中央执委名义，召集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市及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通过并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作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会议还提出要确立革命的新根据地。后经讨论，革命委员会把目光放到了粤东地区，认为此行军路线可以避免敌人的攻击。当时为什么选择这条路，一是军事上的原因。沿赣江南行经过樟树、吉安、赣州等比较富庶的地区，取道韶关的大路上有重兵驻扎，可能会陷入腹背受敌的苦战，而赣东敌军的力量较薄弱；二是东江是广东农民运动发达的地区，周恩来对这里很熟悉。直取东江可以较快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补充兵力。革命委员会希望得潮、汕、海陆丰，建立工农政权；三是汕头又是重要的海口，可以取得共产国际的接济，休整补充弹药兵员之后以东江地区为根据地争取广州。起义军离开南昌后，按照定好的行军路线，经临川、宜黄、广昌、石城、瑞金、会昌然后向寻乌，直入东江。当时贺龙部兵力约有5600人，叶挺部兵力约有7800人，起义军艰难转战于壬田、瑞金、会昌等地。经会昌一役，起义军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在军事上创造了进军潮汕的有利态势。会昌战役后，由于需要运输伤员和辎重，而且去寻乌的行军计划遭泄露，起义军放弃了原定从陆路经会昌南下赣南，再由寻乌入广东的路线，重新确定了从会昌折回瑞金入福建，从水路沿汀江、韩江直达广东三河坝的新路线。三河坝位于粤东梅江、汀江、梅潭河三水交汇的大埔县境内，据守三河坝有利于阻击由梅县、闽西进军之敌，可以掩护起义军南下，并且可以控制闽赣。进入三河坝后，起义军第一次分兵。朱德率领第九军教导团和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约3000人据守三河坝，阻击牵制由梅县而来的国民党军，掩护起义军主力侧翼。同时，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率起义军主力约8000人继续沿韩江水路南下攻打潮汕，占领汕头并建立潮汕粤东根据地。 
    二、主要经过
    9月23日，在潮州工农武装的策应下，起义军占领潮州，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彭湃、郭沫若等同时到达。将司令部设于西湖公园的涵碧楼，同时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潮安县革命政府—潮安县革命委员会。当晚，中共潮安县委发动潮汕铁路工人奋战12小时，修通了国民党军撤退时损毁的铁路。革命委员会以周逸群的第二十军第三师的教导团和第六团的一部约不到一千人驻守潮州，起义军主力从潮州城出发攻占汕头。24日，贺龙的第二十军第三师“傅维钰团进驻汕头”。起义军前锋进入市区后与工农兵武装并肩作战，一举攻下警察总局，解除全部警察武装，救出了被扣禁的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当时在汕的国民党人员300多人仓皇乘坐“泽生”轮和“山东”轮逃往香港。起义军占领汕头市引起国内外敌人震动，敌人立即合围而来，列强的军舰也开始向城里轰击起义军民。25日,周恩来、贺龙、叶挺等领导人进驻汕头民权路的大埔会馆,楼顶插上了一面红旗。广东省委派来接应的赖先声很快来到大埔会馆，会见了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共同宣布了汕头市革命委员会在此成立，许多重要任命从政权、治安、外交及教育等多方面对革命委员会在汕头的治理作出了规划，也再一次印证了革命委员会以潮汕地区为根据地，长期经营、继续开展革命的准备，想将汕头作为临时首都，准备夺取广州后再作为正式首都。入汕之后，汕头市委协同革命委员会组织各方力量，迅速开展各项工作。一是市革命委员会组织接管了旧政权，维持社会治安，组织复市复工。二是市革命委员会和起义军接管了《岭东民国日报》，出版了套红的《革命日报》，还组织起了几十个宣传队，使群众对于起义军的性质有所了解，从而安定了民心，增强了革命气氛。三是市革命委员会着力发动工农和商会参加革命，该委员会在牛屠地召开了群众大会，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同志分别发表了讲话。25日，李立三和赖先声还代表起义军和市革命委员会召集市总商会人员开会，晓以革命大义，想通过分摊的办法筹措军饷10万元，以解决起义军给养。同时，起义军财政委员会还出布告，实行禁止银元出口，否则没收充公等财政金融管制措施。26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南方局成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奉中共中央指示，从香港秘密来汕头，于当日在起义军总指挥部（即大埔会馆）召开南方局第一次会议。会上，张太雷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并根据中央政治局9月19日关于放弃左派国民党旗帜的决议，提出取消国民党旗号、停止在汕头成立国民政府的意见。（后来27年12月在广州起义中中枪身亡，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牺牲在战斗第一线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成员）。27日，敌舰“飞鹰”驶入汕头港内，随行的还有吉安等两轮，上面载有1个团的兵力。同时驶入汕头港内的还有英舰6艘、日舰2艘、美舰1艘、法舰1艘。英国和日本还以保护侨民为理由派出海军陆战队登岸。28日，郭沫若拜会了潮海关税务司及驻汕各国领事，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宣传革命委员会的外交政策。但是，敌人的“飞鹰”“民生”等3艘军舰依然向汕头发起炮击，敌海军陆战队千余人在炮火掩护下，强行登陆，从仁和街经镇邦街到永平路分三队，一路从邮电局攻打公安局，一路进升平路，一路入福平路，妄图接近总指挥部驻地。当时在汕头，只有1个多营的警卫部队，正在发高烧的周恩来亲自指挥战斗，以猛烈的反击打退了敌军。30日，国民党军的钱大钧率3000余人在梅县方向一直牵制着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周士第部；黄绍竑率9000余人从平远攻打潮州；陈济棠率第十一师、第十三师等部共15000余人经河源、畲坑、汤坑直逼揭阳。由于敌军兵力数倍于我，起义军也一直无法突破敌军防线。直至起义军伤亡官兵2000多人，已经无力再战，只能向揭阳方向退却。下午，潮州在黄绍竑两个师的强攻下失守。当晚，周恩来召开前委紧急会议，决定起义军退出汕头，撤往海陆丰，与当地工农运动结合。这标志着南昌起义军在沿海城市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结束。
    三、失败的原因
    革命委员会在潮汕建立的红色政权之所以失败，固然有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但起义军在主观上也有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具体来看，主要是：一是政治上不够成熟。在南昌起义之前，革命委员会决定原则上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权，实际上就是一个共产党员占大多数的与国民党左派的联合政权。同时，在讨论革命委员会人选时，将已经明确反共的张发奎加入主席团成员名单之中，建立政权后还派人联络张发奎，以期拉拢他来壮大自身力量。在建立政权上依然沿用“国民政府”名号，以此避免外国的干涉。以上种种，都体现了革命委员会在政治上尚不够成熟，一定程度上也是早期党的不成熟，对国民党反动派抱有幻想，不敢打出党的旗帜。二是军事上力量不集中。进入三河坝后，起义军第一次分兵。但这次分兵使得起义军接近15个团的兵力被迫分成两部。而之后敌军也正是利用起义军这次分兵的决定，以钱大钧部牵制朱德、周士第率领的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导团，而以全力进攻叶挺、贺龙部。9月25日，在革命委员会进入汕头之后还进行了继三河坝分兵之后的第二次分兵，导致起义军在与敌交战时落于下风。面对敌人多方进攻，起义军无法集中优势兵力进行歼灭战，只能选择击溃战，极大消耗了战斗力，疲于应付，终避免不了失败的结果。从当时的战术上看，分兵直接导致了潮汕失败。然后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发展方向来看，恰恰由于有三河坝分兵，在起义部队的潮汕失败时才有一支力量北撤到井冈山，为后来的红军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再后来才有朱德、陈毅、以及粟裕等一批共产党将帅。如果不分兵，起义军可能不会失利得那么严重，然而当时在夺取大城市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下一步可能会失败得更惨。正是由于分兵，留在三河坝的部队不能去潮汕和海陆丰，被迫北上粤湘边，才有了朱毛的井冈山会师。三是政策上不彻底。财政上，革命委员会内部早先在筹取军饷的方法方式问题上已有不同意见。革命委员会在进入广东前曾决定“全用新的政策”，“组织战时经济委员会”，以征发地主的粮食、没收劣绅反动派等的财产和对土豪劣绅的罚款来筹款。但谭平山提出：第一，大规模的征发没收容易引起帝国主义的不满和干涉；第二，大规模的征发没收将导致商业全停，秩序混乱，使反动派得以扩大宣传。结果是革命委员会财政仍依靠对土豪劣绅的罚款来筹措经费，而最后依然是剥削到一般工农群众和小商人，战时经济委员会也随之夭折。镇压反动派上，革命委员会主观上放弃镇压反动派的政策。潮汕的红色政权虽仅历经七天便宣告失败，但它对当时的革命运动影响很大。初期，革命委员会虽然借中国国民党之名，却一直实行党的政策，为党探索革命道路和政权建设积累了有益经验；张太雷到汕头后，将国共合作的局面直接转向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苏维埃革命，并正式打出了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革命旗帜。“八一”南昌起义军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是革命武装进攻反革命武装的旗帜，它在潮汕各地播下更多革命的种子，留下一批军事骨干和武器弹药，为潮汕地区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组建红军和创建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有利条件，为大南山、桑浦山和海陆丰等地开展武装斗争创造了重要条件，它鼓舞潮汕人民坚决地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历史事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背叛革命的蒋介石、汪精卫已经分道扬镳，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革命道路，将革命推向新的高潮。　
    四、保存革命火种
    “当年烽炬传千里，从此风雷遍九陔。正道沧桑凭掌握，新天日月费安排。”这是1965年夏天，郭沫若重访流沙，亲临八一南昌起义南下部队指挥部军事决策会议旧址，追述“流沙会议”情况，挥毫题写的《革命纪念馆》中的诗句。从诗中，我们依然能读出当年革命战争的激烈惨酷，感受到那些不寻常的岁月中不寻常的情怀。普宁党组织领导人方家悟、何石、黄光成、张清典等人,根据上级指示,在流沙白塔秦祠、流沙教堂、珍珠娘宫等处设立接待点,并布置起义军路过沿途各村农会热情做好接待工作。10月3日，中共前敌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等“八一”南昌起义的领导机关和中共中央、广东省委部分领导人及南昌起义主要军事指挥员在流沙会合，周恩来主持在流沙基督教堂侧厅召开指挥部军事决策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张国焘、谭平山、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等。会议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初步总结南昌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贯彻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作出取消国民党的旗号，打出苏维埃的旗帜，搞土地革命，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顿，撤往海陆丰与当地武装结合，作长期的革命斗争。领导人员撤离战区转香港、上海另行分配工作等重大决策。会议在军事方面研究了部队撤退的路线和行动计划，并对护送领导同志撤离战区的工作作了具体部署。流沙会议是起义军在军事上处于险恶的情况下召开的。这次会议作出适合当时情况的决策，保留了一批革命领导干部和部分武装力量，为以后全局的斗争、为东江地区各县苏维埃政权及大南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流沙会议后，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从此撒遍全国，燃起了农村革命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流沙会议开至当天下午4时许，突然接到敌军前来截击的情报，周恩来立即宣布会议结束，领导干部分头从流沙出发，按预定计划撤走。前头部队贺锦斋、秦光远等师已从流沙经过，各向海陆丰方向转移。后卫部队至距离流沙3.5公里的钟潭村后，即遭由果陇庄大泉地主武装所带引的军阀陈济棠部队的突袭，双方在莲花山一带激战至黄昏。在战斗中，由于天黑，与地下党失去联系，地方情况不熟悉，加上前头部队与后卫部队失却联络，出现混乱局面，结果除部分冲出阻击线外，后卫部队的士兵和武器大部流失。10月上旬至中旬，按原来部署，普宁党组织派黄昌业带引贺龙、林伯渠、刘伯承、恽代英、李立三、张国焘、谭平山等到达陆丰，由陆丰方面党组织交接，护送他们去香港；派方家悟等护送郭沫若等经惠来县神泉转香港；由杨石魂送周恩来、叶挺、聂荣臻等经陆丰，于10月28日乘船往香港。另外，由何石处置起义军流失人员和收集散失武器等善后工作。在那个危急艰难的时刻，普宁党组织和人民为支持、保护起义军，特别是帮助中国革命的几位重要领导人顺利脱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五、个人的感悟
    1.坚定理想信念，永远跟党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让革命事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回望我们党走过的壮阔历程，更能深刻感受到一以贯之的信仰、一脉相承的精神，感受到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所拥有的理想、信仰的基因。周恩来在流沙会议讲完失败原因后，叶挺谈到过去的教训，并说：“到了今天，只好当流寇，这有什么好说！”他所说的当流寇就是打游击的意思。贺龙也说：“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到湘西，我要卷土重来。”周恩来在从流沙撤离路上高烧到40度，由担架抬着，走在队伍最后面。别人看他病成这个样子，劝他离开部队。周恩来坚决地说：“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住。我不能脱离部队，准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
    2.不忘初心，心中有人民。“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强调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得人心，就能无惧前行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汇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老百隆不是命中注定要跟我们走的。”刘伯承同志当年的话警示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不能做有损群众利益的事，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我们的心坎上。书中有一段描述写到，据南征的先头部队通报，沿途群众纷纷逃避，造成不少困难。一方面是群众对大军过境不明真相，害怕拉夫，主要还是听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人心惶惶。虽然如此，起义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二十五师跟进时见沿途居民已陆续回来。长途行军中，与群众的一切接触都严格遵守上级的规定，并没有人随便拉夫，连向导都是雇来的。有位老太太说：我活了这么大年纪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队伍。正是我们党这样的品格，才能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拥护，才能带领中华民族自强自立，走向辉煌。(陈静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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